大江健三郎先生在北京的几天，所到之处，都是一番绚丽的风景。但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，他摆脱了媒体的追踪，静静地来到了一个心仪已久的地方——郭沫若纪念馆。
下午三点多，大江先生来了。没有嘈杂的人群尾随，没有话筒和镜头，只有社科院外文所三位同志陪同。当没有人群簇拥的时候，人总会显得平常一些。大江先生中等个头，花白头发，穿着黑色的西装、黑色的内衣，要不是在媒体上早已看熟了他的样子，并不能一眼便从人群中挑选出来。
一进大院，看见古树参大，绿草茵茵。从门外的嘈杂吵闹声中脱出身来，步入这样一块清静之地的大江先生，一定感受到了另一番风致。他首先整理衣容，直奔到静默地安坐在草坪中的郭沫若铜像前，毕恭毕敬地对这位十分敬重的中国文化名人连鞠几躬。
在展室参观时，大江先生兴味十足地看着郭沫若在日本的经历介绍，当他看到一张郁达夫和一群年青的中日朋友的合影时，突然眼睛一亮。他仔细看了照片上的日期和那几位他认得出来的中日青年，断定这张照片和他有些关系。那是一段母亲讲给他的故事：1936年，那时他刚刚一岁，当母亲得知郁达夫到东京的消息，便把他托付给家人，一个人前往东京听郁达夫关于文学的演讲。对于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日本妇女来说，这一定是一件不小的事情。可见中国文学、中国作家在母亲心中的位置。母亲对中国文学的认同，对中国作家的热爱深深地影响了大江，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大江先生指着照片上的郁达夫，风趣地说：“在兄弟姊妹中，我长得最丑，但妈妈说，我的耳朵长得像郁达夫。”在场的人都与大江一起笑起来。纪念馆的同志说准备送给大江先生一本图片集，其中有这幅照片，大江先生非常高兴，他说，母亲生前没能看到这张照片，我要把它供在母亲的像前。
在一个展柜里，放着郭沫若谱写歌词的“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”，在场的人突然兴致勃发地共同唱起了这首曾经唱过的歌，大江先生高兴地为大家打着节拍，歌声回荡在展室里。大江先生突然回忆起，六十年代他随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时，千余名少年儿童一起唱的正是这支歌。
在整个参观过程中，大江先生兴致极高，陪同的同志一再看表，怕耽误了晚上的活动，但大江先生仍旧极有兴趣地十分仔细地一边看，一边问。他在留给纪念馆的题词簿上录下一首日本作家中野重治的诗，大意是：“空中飞鸟掠过，山间柿子蒂落，原野上草穗摇曳，更有如烟如缈的清冽薄雾哦，浸入肌肤，打湿了我的脸颊胸背哟，打湿了我的腋下。”大江先生说：很多人写雾水，但很少有人会写出“雾气打湿了腋下”这样绝妙的句子，我写不出来，但我想，郭沫若先生大概能写得来。
看到大江先生眼中不时流露出来的孩子般的好奇与兴奋的神情，看到他开怀大笑的时候那种放松和发自内心的惬意，我觉得他是那么普通，那么容易亲近。当讲到泰戈尔，讲到川端康成，讲到鲁迅、郭沫若、郁达夫，他的眼中总是流溢着景仰之情，似乎感到不能望其项背。这和近年来在文坛上见惯了的那种骄纵跋扈，目空一切的名流的眼神似乎很有些不一样。跟他在一起，你很难想到“文学巨匠”、“诺贝尔文学奖”这样的字眼。可是，当你走进他的书，看到他对于人类最本质的精神世界的苦苦探寻，看到他书中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拯救人类精神的焦灼与热望，才会体味到，他确实像那些他敬慕的大师一样，有一种不容易到达的超拔境界。他在《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·自序》中说：“我现在写作随笔的最根本的动机，也是为了拯救日本、亚洲乃至世界的明天。而用最优美的文体和深刻思考写出这样的随笔，世界文学中永远不可能被忘却的巨匠是鲁迅先生。在我有生之年，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，哪怕只能挨近一点点。”
一个把民族的、乃至世界的精神拯救时刻放在胸中的人，一个把这样一种承担传达给大家的人，一个内心有榜样的人，或许真的不平常？！
